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！
钱谦益这个提议一出，顿时引起震动。
不但东林党人没想到钱谦益这么快就明目张胆地自立门户，就连他的弟子，也觉得有些突然。
不过，想想皇帝刚刚已经把义理史学批倒批臭，甚至连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两部正史都受到牵联。
他们又感觉这的确是个好机会：
当下正是义理史学崩溃、确立新史学的时候。
如果实学能抓住先机，就能在新的历史学派中拔得头筹，获得稳固地位。
将来就算不能在经学上压倒理学、心学，也不至于有消亡之危。
甚至，因为经史之间密切的关系，实学派就算一时败了，也能通过史学渗透经学，不断争夺经学的主导权。
这显然比直接和理学、心学争夺更稳妥，新生的实学派需要先在史学中，找到自己的地位。
瞿式耜等人想明白这点后，顿时开始附和。
陈继儒、陈仁锡等人虽然决定投靠科学，却也认同经世致用的观点。并且希望同为新学派的实学，先去冲击旧学问。
他们同样附和，赞成用实证史学，取代义理史学。
黄立极等人就更不用说了，就是他们编撰《三朝要典》、判了义理史学的死刑。面对实证史学自然极力支持，避免被支持义理史学的人抓着攻击。
实学这门出现不久的新学问，开始走上历史舞台。
一些人看着这种景象，只觉得有些荒谬——
因为实证史学完全只有个空名头，大部分人之前都没听说过。
认同心学理学、提倡心理合一的孙奇逢道：
“义理史学，臣能知之。”
“但是实证史学是什么，恕臣才疏学浅，从来没有听闻。”
“敢问钱公，什么是实证史学？”
这个问题，击中了钱谦益的要害。
因为他也没思考过，什么是实证史学。
就连这个名字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听到的，如今只不过是附和皇帝、树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。
让他短时间内编出实证史学的理念，那实在是难为人。
不过钱谦益心思机敏，非常擅长言辞。此时他脑筋一转，就根据之前的说法，阐述道：
“实证史学，一是要有史籍记载，二是要有实物印证。”
“如此两相结合，方是完全可信的史学。”
这个回答称不上完善，却抓住了实证史学的要点，朱由检赞赏道：
“如此验证，可称二重证据法。”
“甚至能更广泛一些，把一切证据都用上，称为多重证据法。”
“最基本的则是二重证据。”
“无论正史野史，还是中外历史，都要用这个方法衡量。”
“拥有二重以上证据的，方能称为信史。”
用后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、以及后来发展的三重和多重证据法，作为实证史学的治史方法。
钱谦益只是一听，就知道皇帝又在指点他学问，很是欢喜地道：
“实证史学，确需多重证据。”
“史籍和古物之外，还能有其他证据验证。”
“无论正史野史，都要实际验证。”
确定多重证据法，是实证史学的治史观念和方法。
任何历史记载，都要用多重证据法验证。
那些之前还觉得实证史学空有名称的，此时当即就傻眼了：
他们根本没想到实证史学完善得这么快，直接就确定了具体方法。
而且这个方法听起来还完全可行，经过验证的历史无疑会更可信。
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，已经开始探讨着，自家收藏的古物能与哪些史籍印证，践行多重证据法。
可以说，这个治史方法，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完善起来。
人人都能用多重证据法，验证史籍记载。
实证史学在他们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，并且越来越完善。
义理史学的衰落，已经显而易见，不止是因为皇帝否定这门学问。
那些钻研了一辈子经史的臣子，对此很难接受，孙奇逢道：
“义理史学虽有错漏之处，但是其师法《春秋》、明正统、论天理，岂能完全摒弃？”
“臣以为可纠正其剪裁史料的过失，但是著史之时，仍旧要以义理为先。”
刘宗周同样说道：
“《春秋》开篇：元年春，王正月。”
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
“这同样是义理，治史当以此为先。”
这个观点，得到很多人的赞同。他们出于保守，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，却不必完全推翻。
就连朱由检面对“大一统”这个义理，同样无法反对。
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，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。
他在仔细思考后，向群臣道：
“所谓义理史学，应该说是史观。”
“它在论史之时，以纲常义理为先，地位从属于经学。”
“实证史学，则更注重史料。”
“首先要辨析史料，寻找它的源头，确定史料真伪。”
“然后再根据史料，得出相应观点，独立于经学之外。”
“如此你们说说，史观和史料，哪一个更重要些？”
这种问题，后世都没有定论。史观派和史料派，争论了一百年多年。
在大明同样如此，支持义理史学的，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。
支持实证史学的，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。
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，最终下结论道：
“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，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。”
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，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，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”
“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，没有什么禁区。”
这个说法，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，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，顿时眉开眼笑。
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，便又听皇帝说道：
“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，但是对外传播，却要遵守纪律。”
“例如《竹书纪年》，无论是真是伪，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“有关它的研究，要慎重传播出去。”
“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，导致天下不稳。”
“这类史书，是不能随意传播的，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，方能查阅交流。”
这个说法，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。
《竹书纪年》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，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