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，埋在故纸堆里。
朱由检以此为例，继续道：
“还有边疆四夷的史书，同样也不能随意传播。”
“这些书有的颂扬割据分裂，有的则站在夷狄的立场上，不合华夷之辨。”
“大一统、尊王攘夷、华夷之辨，这些都属于春秋大义。”
“符合春秋大义的史书，方能传播出去。”
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认了义理史学，刘宗周道：
“春秋大义，昌大一统、重华夷之辩、明夷夏之防，应当人所共尊。”
“臣以为研究历史当以春秋大义为先，不合者完全抛弃。”
想把义理史观的重要性，抬到实证史料之上。
钱谦益针锋相对，认同皇帝说的历史研究无禁区。有史料就要研究，辩证其中真伪。
朱由检不想听他们争起来，更不想在没打倒理学的时候，自己扶持的新学派就内部分裂，明确向他们道：
“历史研究，史料为先。”
“无论是否承认，史料都在那里。”
“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，它就可能被人先用来攻击你。”
“像宋儒一样剪裁史料，把不利于义理的史料视而不见，那是掩耳盗铃。”
“为了义理编造史料，更是可以称为学术不端。”
“用这种办法论证的义理，是无法指导实践的，更无法引以为鉴。”
“蛮夷杀过来时，可不认所谓的义理。”
对于义理史学，又是重重一击。
在明确宋朝灭亡属于亡天下后，群臣没少探讨其中原因。
如今按皇帝的说法，义理史学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：
宋儒对历史的认识从根子上就是错的，所以不能以史为鉴，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
这种错误，平时还可以自欺欺人。但是到了蛮夷杀过来时，却挡不住刀剑。
如此惨痛的教训，让支持义理史学的尽皆沉默。
实证史学，确立了在历史领域的首要地位。
不过他们也受到限制，那就是史料可以随便研究，但是对外传播，却要符合义理。
如此方能让天下稳定，人心不致混乱。
义理史学以另一种形式，继续顽强生存。
同时，义理史学也开始发生进化，杜绝剪裁编造，提倡在著述历史时有显有晦、为尊者讳——
把不符合义理、不符合传主形象的事迹写得隐晦，这仍旧属于春秋笔法，却有没歪曲事实。在墓志铭、名宦志等写作上，非常受到欢迎。
两个学派一持史料、一持史观，相互争斗不熄。
——
不过对朱由检来说，在确定总的原则后，史学界的争斗已经不值得他注意了。
他探讨史学的原因是春秋注释，如今在确定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后，黄立极提议的春秋注释方法，也得到了认可。
他向群臣说道：
“先前黄卿曾说，注释春秋当先用黄帝纪元，再从《左传》等典籍中摘录发生的事，再参照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等解读义理。”
“朕对此深以为然！”
“《春秋》一经，亦经亦史。”
“对待它要先用实证史学辩证真伪，再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。”
“对春秋大义，一定要做好总结，确定什么样的史书符合春秋大义，可以传播出去。”
这个说法再次提出，群臣默然以对。
但是让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主持春秋校注，东林党人是无法接受的。
大理院协理院事姚士慎道：
“黄资政主持编撰《三朝要典》，把义理史学扭曲成歪理史学，臣以为不能再用他修史书。”
“其所修《国朝纪事》《中国编年简史》等史书，应尽皆移交他人。”
从义理史学被推翻的原因出发，否定黄立极的资格。
那些对黄立极原本就有余怨的，此时因为义理史学被推翻，对他更多了一重怨恨。
纷纷以此反对，认为黄立极的德行不配修史。
朱由检让黄立极主持修史，是为了让他立功留名，是当时黄立极配合自己的赏赐之一。
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，当然不会反悔。
不过群臣的意见也要重视，必须安抚他们。
正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朱由检看到黄立极道：
“臣之前深陷义理史学，扭曲成歪理史学而不知。”
“如今幸得陛下和钱公指点，方知昔日之非。”
“愿随钱公校注春秋，学习实证史学。”
“臣编撰的史书，必用实证证之。”
明确表示要追随钱谦益，向他学实证史学。
群臣听得此言，顿时刮目相看——
没想到黄立极身为卸任首辅，竟然甘愿尾随地位不如他的钱谦益。
这么柔软的身段，实在让人想不到。
同时让一些仇视他的人，对他更加唾弃：
『呸！』
『真是不要脸！』
『钱公可不会收留这样的人。』
满怀信心地等待钱谦益拒绝，他们却听钱谦益道：
“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
“黄资政能认识到义理史学之非，知实证史学之实，钱某欢迎之至。”
“只是春秋校注，需由陛下决断。”
明确接纳了黄立极，还希望皇帝让他们一起主持春秋注释。
朱由检对此极为高兴，很是喜悦地道：
“卿等如此谦让，不亚古之贤人。”
“春秋经的注释，就由钱先生主持，黄学士等辅佐。”
“务必要校注出其经史两面，既作为经学典籍，又作为史学典范。”
任命钱谦益、黄立极二人，主持春秋注释。
如此结果，显然大出群臣意料，东林党人更是不敢置信：
他们从未想过，钱谦益身为东林领袖，竟然会接纳阉党余孽。
就算是为了推广实证史学，也不该如此作为。
东林党的撕裂，变得更加严重，从学术延伸到政治层面。
钱谦益的实学派在学术界冉冉升起，以他为核心的朝堂势力，也开始独立于东林之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