查科战争之后，东非顺势进入玻利维亚，并且在东非的主持下，1931年末和巴西，阿根廷，巴拉圭，乌拉圭玻利维亚五个国家就巴拉那河通航，治理和开发等问题进行了磋商。

乌拉圭，蒙得维的亚。

东非外交部长弗里尔亲自率队抵达乌拉圭首都，和巴拉那河流域各国进行了沟通和谈判。

“巴拉那河是南美第二大河，但从经济和人口，农业等角度而言，它毫无疑问是对南美最重要的河流，远远超过了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。”

“其流域面积接近四百万平方公里，长度超过四千公里，区域内的水能，航运，灌溉等价值极高，所以对巴拉那河的综合治理，将有助于南美南部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。”

很显然，这里弗里尔提到的巴拉那河，是广义上的巴拉那河，它包括拉普拉塔河还有乌拉圭河。

因为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来说，拉普拉塔河，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是三条独立的河流，而不是一条河流，甚至拉普拉塔河是否为河流都饱受争议。

如果将拉普拉塔河定义为海湾，是大西洋的一部分，那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就相当于直接注入大西洋，自然也就是独立河流。

而如果把它看做河流，那就等于拉普拉塔河是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最终汇入的拉普拉塔河，共用一个出海通道，三者就可以看做一个整体。

东非为了利益最大化，也就选择了后者，当然，为了防止漏洞，条约草案特别注明这一点。

弗里尔外交部长说道：“巴拉那河流域是整个南美最精华的地区，也是各国国土精华所在，因此，各国应该放下成见，精诚合作，共同推动流域内地区的整体发展，共同进步和繁荣。”

这话基本符合事实，但也不完全正确，至少对于玻利维亚而言，巴拉那河流域的重要性就不是太重要，作为一个内陆国，玻利维亚有三条出海选择，分别是借道秘鲁，然后是借道巴西，最后是借道巴拉那河流域各国。

秘鲁和玻利维亚关系还算密切，二者甚至曾经成为一个国家，因此，玻利维亚的货物出口，大部分走秘鲁中转。

然后是借道巴西，因为玻利维亚东北部也属于亚马孙河流域，上个世纪，为了获取巴西同意玻利维亚的河流通行权，玻利维亚甚至放弃了东部的部分国土。

当然，以后世的眼光来看，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决策，首先资源方面，前世世界最大的穆通铁矿成了两国共有，其次巴拉圭河这条巴拉那河重要支流也和玻利维亚无缘，这条航线显然并不比亚马孙河流域的那些支流差。

最后借道巴拉那河流域，对于当前玻利维亚之所以不重要的原因，完全是政策导致的，玻利维亚的重心并没有放在东南部，加上查科战争的失败，更是让其错过了一部分重要航道。

一直到前世21世纪，玻利维亚也无力开发当地，这使得其东南部丰富的铁矿资源，居然无法开发。

理论上来说，如果穆通铁矿能得到开发，那巴拉圭就有可能凭借此地成为世界重要的资源型国家，在铁矿买卖上不逊色于澳大利亚和巴西，毕竟玻利维亚的体量和这两个国家不同，人口少，一个穆通铁矿就能将全国养肥。

不过，玻利维亚政府没有这样的眼光也无所谓，现在东非人来了，自然会做出相关布局，而《巴拉那河商船通航协定》就是其中一环。

弗里尔外交部长说道：“东非会帮助各国开发河流沿线区域的城市，港口，工业，农业等领域的建设。”

“重点推动亚松森，罗萨里奥，科伦巴，苏亚雷斯，萨尔托等重要港口城市的建设，加强对各国在工农业领域的投资和扶持。”

亚松森是巴拉圭首都，也是东非资本进入南美最早的地区，但是，亚松森虽然处于巴拉那河畔，却改变不了其内陆城市的地理位置。

而这也就意味着，东非无法通过巴拉圭，对整个巴拉那河流域增强控制，其出海口基本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控制，所以想要巴拉那河通航，东非就必须摆平这两个国家。

乌拉圭面对东非，基本没有反抗能力，因此对于东非控制巴拉那河航运，阻力最大的就是阿根廷。

此前，阿根廷深受英国资本影响，所以政府基本上为亲英派把持，而英国显然是不愿意见到东非势力在南美地区顺利扩张的。

阿根廷在1931年以前，和东非的关系不说紧张，也基本上是互不打扰，阿根廷政府不想东非对其内政指手画脚，同时也不愿意东非进入南美，但又没有胆量挑衅东非。

因此，阿根廷在和东非的南美政策中的采取的应对措施是“不合作”，也就是不参加东非在南美的各种组织活动，置身事外，同时呼吁区域各国保持独立性，减少大国干预空间。

换句话说，阿根廷一直都想做南美地区老大，可它又完全无法阻止美国，英国，东非这种大国，大动作不敢搞，暗地里的小动作却不少。

加上“远交近攻”的思维，所以阿根廷更倾向于拉拢英国制衡东非这个“近邻”。

但是，这种情况在1930年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一方面，因为经济危机原因，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的商业合作基本被瓦解，双方在贸易领域的利益不能统一。

此前，英国是阿根廷最重要的农业商品买家，但英国经济危机爆发后，英国自然无力再维持原本的贸易合作，同时，相较于加拿大，澳大利亚这些亲儿子，英国的农业进口，自然优先满足自身殖民地。

经济上，阿根廷和英国贸易的割裂，直接导致阿根廷收入下降，大量农户和市民破产，引发了阿根廷内部政治危机。

于是1930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，而阿根廷军政府的上台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矛盾。

当然，阿根廷军政府和东非的关系也谈不上多好，因为其掌权者乌里武鲁是一个“极端民族主义分子”，他推崇“意大利模式”，也就是贝尼托政权。

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共性，就是野心大，乌里武鲁的想法中，阿根廷天然是南美领导者。

这就和东非的战略发生了冲突，东非在南美地区的大肆扩张，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乌里武鲁想法的实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