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和九年，一月十日，利杀伐。

五万四千军队同时开拔向南。曹睿御驾位在最北，此路由大将军曹真所领的军队从北向南蔓延近二十里，前后相望。

这是曹睿今日能够亲眼见到的军队。

在曹睿目光所及之外，千里之外的江陵、武昌，以及淮水入海处的海西、中渎水口的丹徒，以及不知道具体向南打到了何处的桓范所部，各军各部将领士卒都在为战事枕戈待旦。

二十五万大军……

伐吴不是曹睿一人之事，而是全天下之事。近些年来，曹睿越来越能强烈的感觉到，身为帝王并非天神，也不能言出法随，而是大多数时间都在寻找整个天下的公约数，并且以战略级别的眼光将其进行引导。

创造趋势、引导趋势、利用趋势。

董昭的理论的确正确。身为皇帝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多的获胜，不论是大胜或者小胜，一直赢下去才能积累越来越多的势，掌握军队、操控政局，实现君主的弘愿或期望。

这并非简单的‘赢学’两字可以描述的。

黄初年间，曹丕三次伐吴，并无太多明显于天下的战绩，说是徒劳无功也不为过。

而自曹睿即位以来，太和年间战事频仍。

攻皖城以安淮南，从寿春到六安、合肥、舒城一带尽成安稳之地，皖城凭借地势自持，极大的减少了淮南的军事压力。

攻蜀国以取汉中，克祁山而成秦州，使陇右与关中结束了自汉灵帝时期的动荡与不安。

灭公孙以安辽东，巡幽并而使乌桓、鲜卑、匈奴归心，从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幽、并、冀三州的军事压力和边防上的耗费。

以上数次战事经济和人口上的收益自不必说，单从百姓的角度来论，北方军事压力的渐小与西、南两处边境线的南移，使得吴蜀两国的进攻趋势渐缓、烈度降低，这也帮助大魏进一步减少税收，从接近五成的综合税赋减少到了三成五。

而且朝廷上下对减税这件事情还抱有持续乐观的态度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之后减到三成、或者二成五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对皇帝至郡县官吏来说，都是一件出政绩的事情。

更别说伐吴战事一起，各郡县征调物资转运，军队上下厉兵秣马，朝廷高官宵衣旰食，都期待着伐吴之战的胜利，以及即将到手的论功环节。不论功劳还是苦劳，总归都是有功可以分的。

公侯高官、黎庶百姓，都能在伐吴成功之中获益。这便是曹睿自太和元年以来，为大魏、为这天下积累的滚滚大势了。

绝非一时之功。

出兵之时，曹真曾以有水路可依为由，请曹睿乘龙舟南行，被曹睿明确表示拒绝了。曹睿给曹真回复的理由很简单，既是出征，就要有出征的道理。

朕又不是不能骑马，何必乘舟贪图安逸？

曹睿的位置位于大军最末。

长水校尉段默所部的一千骑兵殿后，步兵校尉卞兰所部在前开道，曹睿本人则在越骑校尉甄像所部的军中。而枢密副使刘晔、尚书左仆射黄权，以及阁臣、尚书、枢密、散骑们，同样都随在曹睿的马后。

楚王爱细腰，后宫多饿死。太和皇帝偏好武烈之气，故而臣子们都要摆出一份不惧征程的豪迈气势来。

但当曹睿平心静气的去观察这些臣子的时候，还是发现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。

那就是臣子的老龄化问题。

刘晔已经五旬有五，自担任了枢密副使以来，身体一直欠佳，从曹睿的角度看来，这也与枢密院所处理的极为繁重的军务相关，可以说是操劳所故。

但这种事情偏偏还劝不得。

曹睿曾担忧刘晔的身体状况，与刘晔私下谈话，问他要不要将手上的担子松一松，选些旁人来帮助他处理军务。幸亏是私下谈论，这也给刘晔吓得不轻，还以为自己哪里不合了皇帝的心意，以为自己将被撤换。曹睿连连解释，这才稍安其心。刘晔表示莫说这种军务强度，再来一倍他也吃得消。

刘晔这种性格是不可能放下权力的，伐吴在即，死在任上他也心甘，更别说他自认为根本到不了这种程度。

黄权倒是身体强健，可也已经过了六旬之龄。裴潜、徐庶都已经过了六旬，倒是刚过五旬的卢毓和刚刚四旬的王肃正值当年。

时人皆论，卢、王二人日后必为尚书仆射之选。

辛毗快七旬了，他此前给曹睿的私信中说，打完这一仗之后就要乞骸骨归乡，满宠也是差不多的年纪。

更别说大将军曹真病愈之后一直称不上完全健康，董昭垂垂老矣……倒是与刘晔几乎同龄，五十五岁左右的司马懿能力挽强弓。年龄和身体素质这种问题，因人而异，几乎是无解的问题，外人很难干涉与影响。

时间流转，经过了汉末乱世的那一代精英之辈终将老去。不是说他们就比如今三旬、四旬之人普遍智谋更高、能力更强，而是彼时连年征战、错综复杂的局势，给了很多人掌握局势、自我施为的舞台与能力，使他们卓然不群的特质能最大程度的展现出来。

当然，曹睿面对的这一问题还算好的，‘年轻一代’的官员依旧不断涌现出才能之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