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春秋经的人少，在大明应该说是个遗留问题。

不同于《诗经》在经过四家诗的争论后，变得以《毛诗》为主、其他三家尽皆失传。

春秋经有公羊、穀梁、左氏三传之争，同礼经有三礼的争议一样，学问非常杂乱。

尤其是大明科举采用的春秋注释，是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。以胡安国的观点为主导，将《左传》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附于经文之下。

这本书被选为科举教材的原因，是程颐的《春秋传》只有两卷、朱熹又没有完整的春秋注释。故而胡安国作为程颐的徒孙、杨时的弟子，编撰的春秋注释被定为科举教材。

但是胡安国的学问，远不如程子、朱子。他的《春秋传》自成书以来就被质疑。只不过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，无奈选择这部教材。

时至今日，《左传》研究在大明早已兴起，民间一直有修改春秋注释的舆论。

但是科举章程早已确定，官员们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，自然懒得修改——

毕竟学习春秋经的人再少，它在科举之中，也占有一成录取名额。

影响到专治春秋经的士子当官，会引来他们埋怨。

如今，皇帝要整体修改四书五经注释，自然就没有这个妨碍了。

在场臣子，一致要求重新注释春秋经，不再使用胡传。

可以说，修改春秋注释是最没有争议的，甚至没多少人要求基于胡传。

但是对他们采用《左传》的说法，朱由检也不人同。

因为《左传》的真伪在后世也没确定，很多人认为它和其他古文经学一样，是汉代经学家为了对抗今文经学，杂采古代文字编撰的。

就连出土《左传》的浙大简，本身也陷入真伪争议。

朱由检虽不认为古文经学全是伪作，但是对孔壁古文经，他却着实怀疑。

这个怀疑是从孔壁古文经发现就有的，后世愈演愈烈，甚至诞生了疑古派，对儒家造成极大冲击。

朱由检不希望自己定下的科举教材在将来陷入真伪讨论，更不希望自己支持的新学派被人抓住缺点推翻，自然不愿在春秋上采用《左传》。

他在斟酌之后，向群臣道：

“方才陈先生说欲用圣贤经典治国，必须先辨明圣贤经典真伪。”

“朕深以为然！”

“《左传》同《古文尚书》一样，出自孔壁古文经，在未得其他典籍印证前，只作为参考典籍。”

这个说法，让陈继儒喜笑颜开，因为这是皇帝的认可。

但是群臣却大多无法接受，因为孔壁古文经不止古文尚书和左传，还有逸礼等典籍。

如果像皇帝说的那样都列为参考，对于古文经学来说，几乎就是腰斩。

在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、吸收今文经学的优点、终结古文今文之争后，儒学基本是以古文经学为主，很多士人的学问就基于此。

他们对皇帝贬低古文经学的做法，自然不会认同。

刘宗周作为一代学宗，率先出言说道：

“汉朝杨雄曾言：孔壁古文，汉大儒多见之。”

“当时尚未否认，今日如何称伪？”

朱由检不和他争论孔壁古文经的真伪，只是对现在流传的版本表示怀疑，说道：

“《汉书·刘歆传》提到，孔壁古文经为孔安国所献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，被臧于秘府。”

“汉成帝的时候，方才陈发秘臧，校理旧文，经或脱简，传或间编。”

“从这可以知道，现在流传的孔壁古文经，是汉朝儒者整理的残篇。”

“他们用了多少古文、又自行补充了多少，今人无从得知。”

“朕用圣贤经典治国，必须慎之又慎。”

“只采纳能确定真伪的文字，其他列为参考。”

这个说法，刘宗周也无法反驳。

因为孔壁古文经被汉儒整理是明载史册的，他们不能因为这些古文经现在成了经典，就擅自否认这一点。

这些经典以前就算有错漏，影响也不算大。

但是当今皇帝是要基于圣贤经典重制礼乐治理国家的，那些可能是汉儒私自加上的文字，就成了一个大问题：

谁能保证他们没有私心，在编撰时把自己的学问加进去？

大明的文人在刻印古书时就经常私自更改，加入自己的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