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有人评价“明人好刻古书而书亡”，指的就是篡改古书这一点。

知道这些猫腻的官员，自然不认为汉儒在整理古籍时，没有丝毫发挥。

他们对皇帝的话语，根本无言以对。

即使刘宗周，也只能说《左传》不是伪经，只是其中可能有汉儒的手笔。

朱由检笑着说道：

“《左传》当然不是伪经。”

“但是其中内容哪些是圣贤留下来的，哪些是汉儒编写的，现在却分辨不出来。”

“故而现行《左传》只能作为参考，经过其他古籍印证的，才能确认为真。”

“希望众卿能积极辨伪，恢复经典原文。”

部份认可了《左传》后，朱由检借着此事，向群臣再次强调道：

“朕在下令编撰《崇祯大典》时就说过：”

“古书古简，要尽量保持原貌。”

“不得已修改和补充的内容，要注明校勘、补充了哪些地方，以便读书的人明白。”

“切不可学汉儒篡改典籍，流传到现在连什么是真正的孔壁遗经都分不清。”

“今后发现的古书、古简等古籍，要先保留原文。设立古籍出版社，专门拓印出版，一字都不许改。”

明确了对孔壁古文经的态度，确定研究古籍的规范。

这种为先贤保存典籍、为往圣继绝学的做法，群臣不得不称赞。

他们只能认同皇帝，先把不能确认真伪的孔壁古文经，作为参考典籍。

好在古文经学不止是孔壁古文经，还有河间献王刘德召集毛苌等人整理的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孝经》等，甚至还有《左传》。

也因为这些典籍的存在，朱由检和群臣确认有《左传》这本书。但是现行《左传》，不完全是左丘明所作，现行《左传》的作用是参考，等待以后辨伪。

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，同样有各自的问题。而且现在研究的人很少，不可能作为春秋经学习。

那么，应该如何校注春秋呢？朱由检道：

“阳明先生曾说：《春秋》亦经，五经亦史。”

“五经之中，诗、礼、易记载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礼乐制度，包含一部分历史。”

“《尚书》《春秋》两经，完全可以当作历史，堪称亦经亦史。”

“《尚书》的纪年尚不明确，主要作为经义学习。”

“但是《春秋》却是一部编年史，首先要作为历史学习，进而学习其中的微言大义。”

“学习《春秋》，就是同时钻研经学和史学。”

“或者说，从经学入手，深入研究史学。”

这个观点，有继承也有新意。

六经皆史、经史无异的说法由来已久，王守仁、王世贞、李贽等人都持这个观点。

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其实也是如此，它是“事据《左氏》，义采《公》《穀》”，从经史两个方面解读《春秋》。

这个解经原则，群臣是认可的，不认可是现在的学子“弃经不读，惟以安国之传为主”。

负责编撰编年史，又擅长揣摩皇帝心意的黄立极，此时出言说道：

“陛下定黄帝纪年，臣以为《春秋》既然是编年史，注释时当用黄帝纪元。”

“再从《左传》《国语》等先秦典籍中，摘录当年当月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之后再参照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和先贤注释，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。”

“如此经史合一，方能解读春秋经。”

这个说法，得到朱由检称赞，龙颜为之大悦。

群臣则纷纷侧目，没想到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，竟然也敢插手学术。

若非此时是在经筵上，只怕已经有东林党人，跳出来弹劾指责。

他们可不想让春秋的注释权，落入阉党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