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待经学，朱由检非常慎重。

即使他想用新学问取代理学，仍旧表示要继承二程、朱熹的注释，在其基础上点校修缮。

避免学习四书五经的士子无法适应，科举考试产生混乱。

但是对于史学，他就毫无顾忌了。

把宋儒开创的义理史学全部掀翻，直接抛在一边。

这种激烈的态度，让群臣很不适应。

刘宗周道：

“五代之后，人心丧乱。”

“宋儒以理阐史、以史证理，使理义大本复明于世，焉能称为错焉？”

“陛下所学《资治通鉴》，便是宋儒司马光编撰。”

指明义理史学的意义和《资治通鉴》的重要性，这在大明是显学。

不但民间学习，就连皇帝的教材，也有《资治通鉴》。

朱由检此前多次被群臣建议学习通鉴，甚至还不得不听了几课，对此当然知道。

不过他对这部书并不怎么感冒，说道：

“义理史学，自然有其意义，但是已不适合当前这个时代。”

“你们可有人记得，朱子是怎么评价《资治通鉴》？”

朱熹评价司马光和《通鉴》的话语很多，其中有褒有贬。

但是皇帝这样询问，显然不是善意，钱谦益揣摩皇帝心意，说道：

“朱子曾说：温公《通鉴》，凡涉智数险诈底事，往往不载，却不见得当时风俗。”

“如陈平说高祖间楚事，又如亚夫得剧孟事，《通鉴》皆不载，是不知当时风俗事势也！”

“温公不喜权谋，至修书时颇删之，奈当时有此事何？”

这是对《通鉴》的批评，很符合朱由检的意图，让他龙颜大悦。

其他臣子见此，自然也知道了怎么说，纷纷开始出言。陈继儒道：

“朱子又曰：温公修书，凡与己意不合者，即节去之，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。《通鉴》此类多矣。”

“其编撰《通鉴》时以义理为先，谓为‘新义胜旧义，新理胜旧理’。”

“只要‘史有记录之害义者’，那就‘不可不正’。”

“名为记述历史，其实在讲经义。”

朱由检颔首认可，又向倪元璐道：

“这种先定义理，再剪裁史料的做法，是否符合倪卿所说的‘不直书而加论断’呢？”

“《三朝要典》，是不是义理史学？”

倪元璐闻言两眼睁得大大的，不敢相信皇帝竟然这么说——

把自己评价《三朝要典》的话，用于评价《资治通鉴》。

他很是忿怒地说道：

“那能一样吗？”

“温公是为了阐述义理，逆竖是为掩盖其非，所述全是歪理。”

怒喷皇帝一通，请他收回这句话。

朱由检见他如此破防，心中毫无愤怒，反而有哑然失笑之感。若非是在经筵上，只怕会大声笑出来。

心中不认可这种双标的话语，朱由检面对群臣，却不得不耐着性子道：

“无论义理还是歪理，都称得上道理。”

“义理史学可以剪裁史料，歪理史学为何不可以？”

“所以朕说，宋儒开创的义理史学，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。”

“《三朝要典》，是义理史学的巅峰，它已经走入了邪路，不可不引以为戒。”

这种把《三朝要典》当成义理史学的说法，群臣都觉得难以接受，倪元璐大声说道：